我是 1963 年高中毕业的。凡是参加过高考的人都经历过选择填报志愿的问题， 这是牵涉个人前途的大问题， 它不但让考生大动脑筋，甚至连整个家庭都要参与进来发表意见。 我的父亲识字不多，母亲是文盲， 他们根本不懂得考大学还分什么科的。 父亲只是说：“考工，以后当工人。”而母亲则说：“你看人家医生穿着白大褂，戴着白帽子，多干净，多好看，你就考医吧！ ”讨论来，讨论去，最后他们的意见我一个也没有采纳，而是决然地选择了我心目中的“农”。 说实在的，至于“民以食为天”的大道理，我当时并没在意，但从内心里自然迸发出对“大海洋、大森林、大草原、大果园”的喜爱很强烈，就直观地觉得这些场面都是绿油油的，空气新鲜。理由就这么简单！由于视力限考，海洋捕捞专业不能报。反正我在填写第一张和第二张表的时候，都将第一志愿填报的“农”，第二志愿都是填报的“林”。 后来发榜时，我考取了第二张表的第一志愿———南京农学院农学系果蔬专业 （南农大的前身。当时园艺系还没成立，“果蔬”属于农学系的一个专业）。我觉得我是如愿以偿了！ 父母不问专业，只要考上了大学就高兴。 但村上就有人对我说了：“莲芳，你拿锄头锄地还要去学？”听后，我并没有感到自卑，可也无以回答，更没有辩解，只是感到我考取了自己钟爱的专业“农”而内心美滋滋的。
我的大学时代正处于上世纪 60 年代，毕业前的口号就是， “到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 “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 ”正是在那段时间，学校还特地放映了“昆仑山上的一棵草”这部电影，对我触动、教育很大。 我们这届学农的大学毕业生好多都是被分配到边疆。 在学校为毕业生举行的誓师大会上，我上台表了决心：“全班三十一个人，只要有我的一个位置，我跟任何人都不争分配地点! ”最后分配方案公布，我被分配到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位于帕米尔高原昆仑山麓的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当时，国家对已按方案分配好的毕业生，又安排一次在“正式分配工作前先到基层接受一年劳动锻炼，然后再分配”的措施。 有的在部队；有的在工矿；有的在农村……我们是被分配到了阿克陶县上的一个国营红旗农场。 南疆是维吾尔族的主要聚集地，也是多民族地区，汉族人相对很少。 因为我是学果蔬专业的，组织上考虑到我的专业，又是个女同志，就把我安排到农场汉族人相对多一点的林业队一个果园里劳动锻炼。 我觉得如鱼得水，称心如意！
一年的劳动锻炼期满后，在农场各条战线上的大、中专毕业生都先后被分配到县、州安排正式工作了。我的爱人李顺鹏在校时就是班上唯一的党员，当然表现不错，首先被分配到县委宣传部工作。 红头文件正式下达，他就要准备赴任。 正在这时，可能是我出自对“农”热爱的本能，就鼓足勇气对他说：“学‘农’是我们当初精心选择的志愿，如果放弃，我觉得于心不忍，我们不应轻易改行……请你慎重考虑！”他听了我语重心长的劝告，并没有与我争辩，而是沉思了一阵后，就起身去了县委，向有关领导表明“我还是搞我的本行‘农’吧！”把红头文件退还给领导。领导看出了他的诚意，最后同意了他的请求。这样，我们继续留在农场，算是正式安排了工作。老李从事土壤调查与改良及发酵饲料等农业技术推广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并被克孜勒苏州报报道。 他还先后被评为农场、县、州以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毛选积极分子，并赴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参加表彰大会。而我仍然是与果园打交道，我也不能满足现状，想法提高自己。 红旗农场北部与巢湖兵团农三师接壤，那里有大面积的苹果园，而且还有一位南农同专业的校友，真是喜出望外！ 见面后，他对我很热情，并请我到他家做客。 我不止一次地去那里参观、调查，虚心地向他们学习因地制宜的苹果育苗、嫁接、修剪等技术。 例如那里属于塔里木大沙漠的边沿，风浪大、气候干燥、很少下雨，人畜用水及灌溉农田都是由昆仑山上的雪水经水渠流下来的。 农田打埂做畦才便于灌溉。 灌溉时水位抬高，我们按书本上讲的果树嫁接，在砧木上的切口高度就要提高，否则结穗就会被淹没坏死等等。
当时农场没有汽车，只有为数不多的拖拉机和牛拉车，人外出基本上都是步行。 有一次，我独自徒步去巢湖农场时，当经过戈壁滩地头的大路时，远处的一条牧羊犬狂叫着追来，我记住了别人预先提示的方法：两手捡起路边的石块，站在原地不动，两眼紧紧盯着它狂叫。千万不能跑，否则它会扑到你的身上撕咬。等到它的主人———牧羊人将它唤走，我终于松了一口气，放下心来再大踏步前行。 这事惊心动魄，可的确也锻炼了人的胆量! 农场人的口粮百分之八十是包谷面，百分之二十是白面，一个月一斤大米的定量是算在粗粮里的；公厕是用土围堆起的一个圈； 住房全是用土坯砌成的平顶房……农场各方面条件都比较差，但我们无怨无悔。 后来，生产队还给我配了两名助手，使我的工作就更加得心应手。 同时两人被农场正式定名为“农业技术员”，直到 1973 年上半年被调到阿克陶县上工作。
到了县上，老李被安排到科技单位担任领导；而我被分配到县农业局担任秘书兼技术员工作，着重负责全县的农业统计、资料管理及县郊果园的技术指导工作。农业局除一名副局长外，我是第二个汉族人了，而且只有我一个女同志，所以还要学习少数民族语言，为“翻译”提供力所能及的协助；要特别注意加强民族团结……总的讲，工作开展得较顺利，在本职岗位上取得了一定成绩，得到了部门和领导的肯定，单位按时给我调了工资，并被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上世纪 80 年代初，我们调回了阔别 14 年的母校。衷心感谢母校对我们的接纳！使我们能够继续直接或间接地为农业服务，使我们爱农的理想得到了升华！
平时，我们总是不失时机地注意宣传南农、维护南农。 在我们的影响下，我们的子女及部分亲朋的孩子也都曾报考了“农”。对于我爱人的工作，我自始至终、始终如一、全力以赴地给予支持，使他安下心来做好本职工作。
现在对农的重要性，全民认识都大有提高，可还有部分人一提起学农就感到低人一等、自卑，别人问起来甚至支支吾吾，吞吞吐吐。但我总觉得学农最光荣。 别人问我单位时，我总是自然而然地、大大方方地回答：“我是南京农业大学的！ ”
我就是爱农，我为今生选择了学“农”而感到无比的欣慰和自豪！
（退休教师 胥莲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