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年 11 月 8 日，这是第 21 个记者节。节日会比其他日子给予人们更多的触动，更能感受到记者的不易与伟大。而我们恰恰需要的就是这样的仪式感的提醒，告诉记者们社会对他们守住道德的底线、传递新鲜的观点、展现时代的风采的感谢与敬意。
作为校园记者，或许我们还缺乏专业新闻人的素养。 但凭着质朴纯真的热情与热爱，我们可以感受到校园呼吸的韵律，以最真实的视角观察校园的成长。这次记者节，我们有幸采访到 8 位校报记者团的前辈。 他们作为曾经的“我们”，校园记者的身份在他们的南农生涯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春风沂水 涉笔成趣
王新元：当我们书写文章，往往带着情怀与感动，而校报的媒体工作仍然是具有职责性质的， 前辈是如何权衡整合对文字的热忱和对校报工作的热爱？
周瑞云：《毛诗序》里面有这样一句话：在心为志，发言为声。我对文字的热爱就出于对抒发内心思绪的渴望，至于将其代入记者团的工作。把生活汇成文字，并且能够发表共赏，久而久之我便在这份热忱的勉励下更加高效地完成任务。
汤璟瑶：新闻这个行业是有新鲜度的，因为它永远都在更新，能带我看到许多甚至闻所未闻的人和事物， 从广度和深度上不断地拓宽我人脉和平台，给我带来不一样的收获和惊喜，维系着我对文字的热爱与向往，也促进相关工作的开展。
杨雪：历史上素来有以笔为剑之人，文字的力量不容小觑。 而校报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去发声，对于你来说，文字的力量给予你怎样的改变？
陈莹：文字工作培养了我的静心和耐心。 比如说平时看书，能够一个人在书房看大半天， 也能够坚持做一些费时间但对自己大有裨益的事，比如说练字、运动、绣十字绣等等。文字工作需要永葆精益求精的态度，下一番“绣花功夫”。这就需要一头扎进去，要有沉醉其中的钻研劲。
周瑞云：本科和读研之后，静心阅读的时间相对较少，很多时候只能趁着实验的间隙浏览几本，但当实验失败而沮丧，或者是迷茫于课题选择时，拿来一两本“闲书”，看书中的主人公是如何坚持他自己的梦想，以及走过他们人生拐点，会逐渐地冷静下来，一点点回归理智。
记者素养与学科、工作的交织
刘悦洋：我们校报媒体人都不是新闻专业出身，大家处于不同的专业培养体系之中。那么，前辈们有没有将记者素养的锻炼运用到学科实践、后续工作中，或者有相辅相成的作用呢？
潘星岑： 我在校报记者团的工作经历让我最大程度地了解媒体人的业务流程， 新闻方面的业务流程逻辑在我毕业论文设计时发挥了重要作用。 同时，作为记者撰稿时，我也会自然而然地在动医专业领域做了一定的延伸。
杨沁恬：在攻读第二个硕士期间，我的专业研究方向要求我采访学科行业内的大咖。 “怎么样能一针见血直击要害地提问？ ”“采访能有来有回，尽在掌握。 ”这些是我在记者团所思考，领悟到的实际技巧，对我进行社会性研究有很大裨益。姚望：作为南农的一名在读博士，我体会到“提一个好问题”是科研的重要一步，这一步也适用于记者采访过程中。 同时，对待科学问题与新闻报道一样，讲究客观全面。 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事物，进行全面研究后准确表达。这说明着新闻报道与科学研究有些相通之处，能在重合处产生共鸣。
吴行远：在校报记者团时，第一次会议留了下来担任了团长，后来《金陵晚报》 组织南京各大高校记者团团长组成一个有关大学生的周刊，我又再次主动成为了团长。 这两个团长的身份，让我结识到了南京高校各样的媒体人， 与他们分享了学生记者工作经历， 为后来走出校门，到现在成为独立媒体从业者积累了人脉，也提高了在媒体青年中的知名度。
“解锁”不同的可能
马紫薇：汤璟瑶学姐，你是学习英语专业的，但最终走向了职业媒体人的道路，请问你转行的契机是大学生记者挑战赛获奖吗？
汤璟瑶：嗯对，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契机。在记者挑战赛，我比较幸运地拿了一等奖。 另一方面就是比赛过后正好有一个去新华社实习的机会，我就在新华社江苏分社的记者采编部门实习近四个月。大学生记者挑战赛获奖对我意味着一份鼓励和认可， 也改变了我一开始想往英语专业方面就业的想法。
王新元：众多前辈之中，并不是只有汤学姐一个人走向了专业媒体人的道路。 那走入职场后成为了职业媒体人，或是在单位做自由撰稿人，前辈们觉得从事媒体工作的过程中遇到的挑战有什么？
汤璟瑶：其中比较大的挑战一个方面是专业度，另一个方面是我的阅历不够。 其实我是一个挺能“折腾”的人，所以我选择接受这些挑战。当然， 我也觉得些许遗憾， 如果我大学学的是正规的新闻传播专业的话，可能我会有机会去采编部工作。 有时候我跟专业的记者相比起来，我的底子还不够深厚。
潘星岑：在机关单位工作时，想去新媒体工作室做微信公众号推送的工作，但是因为我的主业是动物检疫，在校报时也不曾接触过有关公众号的媒体推送，所以感觉无从下手。 但是后来，我会去找一些专业做新媒体的小编取经，他们会推荐一些书籍和相关知识，我就跟着他们的建议去学习，给自己“充电”。
吴行远：目前，作为独立媒体人，我现在研究二维动画或者三维动画在融媒体时代低成本应用的可能。 将新闻动画化是一个有市场开拓空间的创新点，但是在一开始做这样的项目时，会发现在校报积累的学识不够用， 需要学习更多的相关软件和技术来顺应实现全媒体的发展需求。
纸媒与新媒体———沿革与碰撞
刘悦洋：从校报记者团到全媒体中心的跨越，这背后是时代对不同媒体形式的需求占比的变化，纸媒与新媒体融合发展。这期间你的感受体会是什么？
王弋戈：纸媒是有门槛的，是具有权威性的。 它带来的信息也更加准确、细致。 它不适合快餐式读书的人，在阅读中进行深度思考才是它的追求，所以我认为纸媒在今天仍然具有重大的意义。
周瑞云：其实新媒体的兴起及纸媒的式微，从我在宣传部门的时候已经有所体现，但实际上校报和新媒体是并行的两个部分，好的文章在哪里都有出路。 作为宣传工作的一部分，它们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也都顺应时代发展而相互补充。
汤璟瑶：我觉得纸媒虽然现在被新媒体的发展冲击，有些人甚至会说纸媒逐渐地走向没落。但是我觉得其实也未必，现在有很多的纸媒也开始不断地创新和转型， 我觉得纸媒和新媒体就像纸质书和电子书一样，很多的新闻爱好者还是很相信纸媒的力量的。
姚望：我当时也是运营校园微博的成员。 我们开辟了“早安南农”“晚安南农”等栏目，多是发布心灵鸡汤和校内即时新闻。站在微博运营的角度上，新媒体手段更加新颖、形式多样，还能与读者进行互动。 而校报作为纸媒代表，它是半月刊，承载量的有限度使得它对新闻的质量和文字内容要求更精细。 纸媒和新媒，两者只是侧重点不同、形式不同，但传递的内涵相通。
吴行远：新闻媒体的改朝换代只是针对传播途径而言，比如文字、图片、视频等，其蕴含的新闻信息和内容才是本质。 纸媒内容同样可以新颖有趣，新媒体的形式也存在更替，“新”与“旧”只是相对而言。 纸媒更注重的是沉淀下来的文字能力，不断厚积薄发；而新媒体更看重创意和相关工具的运用。
学生时代时，我更擅长逻辑性强的稿件，成为独立媒体人之后会发现越是深入的报道，越是在形式上返璞归真，回归文本，比如调查报道等，往往纸媒在揭露社会的本真时更有深度和力量。
马紫薇：媒体形式的沿革不代表纸媒和新媒体是水火不容的关系，新媒是在继承与发展中从纸媒时代中孕育而生的。 你认为纸媒和新媒体工作里有没有什么共性， 或者有什么从单位的社会媒体工作中获得的经验想要分享给后辈呢？
吴行远：无论是纸媒还是新媒体，创意可以是取巧的捷径，而创作都是艰苦缓慢地拔高。我成为独立媒体人之后对此更有体会。媒体人个人能力和综合素养的提高是依靠创作的，记者的竞争力会从新闻策划、文字表达水平等方面体现出来。现在把握好在校报的时光，在学生时代努力培养快速学习能力，多而广地参与各类活动与事件，形成常态化的综合学习习惯后，当你走入工作岗位，便会去钻精某个领域，成为那个领域的媒体人。
褪去的是标签 留存的是底色
龙琦：前辈们好！ 作为曾用热爱为校报发电的一员，在走出校门摘下“学生记者”的标签之后，有什么校报记者团的收获是一直伴随你们的？
杨沁恬：作为曾经的记者团团长，我更多是对任务细节的把控，比如人员组织调度。 与老师进行活动策划，也是对自我信心的奠基。 在英国，老师只关注活动策划的结果，这十分考验我们的组织能力。 而记者团的锻炼使我在活动策划中更胸有成竹，游刃有余。
陈莹：在校报记者团，我学到最多的是对待文字认真仔细的态度。比如说报纸的校对工作，每次都会花小半天时间来校对，反复思考，把文字修改得更加通畅优美。以至于现在我在修改文件、讲话稿等材料的时候，总是习惯于先把稿子打印出来，再用铅笔逐字逐句地修改。
姚望：我感触深刻的是受访者们传递的精神力量。采访校教务处处长王恬时，他讲到年轻时如何克服艰苦的环境来学习英语；参与“师德标兵” 系列报道， 杜文兴老师强调以广阔眼界与高远格局投身兴农事业；还有宁远车队的朋辈们，他们对于赛车的热爱与执着。 一个个鲜活的受访者，就像一面面飘扬的旗帜激励着我前行。吴行远：成为独立媒体从业者后，我认为记者的核心竞争力是快速学习能力。在校报工作时，因为撰稿类型多、采访方向广，经常需要及时了解各种领域的专业知识，比如去采访动科院的教授，在准备访谈前就需要尽快了解相关知识体系，才能推进较为深入的采访。
王弋戈：在做记者的时候，我的沟通能力与表达能力得到一个比较大的提升，所以在学习本专业时，我培养出来的沟通表达能力能够帮助我更好地表达问题，解答我的困扰。也让我更容易地理解他人想表达的东西，提高了学习的效率。
汤璟瑶：我觉得一方面是对新闻综合素质能力的提升，另一方面是与不同人交往能力的培养。我现在会与不同行业的人打交道，在工作时不断地探索拓展自己能力辐射面。 我觉得校报组真的让我解锁了我的很多面，比如说在大学生记者挑战赛中有一个环节是现场播报新闻，那个环节就非常考验我的出镜能力。
（校报记者团 龙琦 杨雪 王新元 刘悦洋 马紫薇 孙瑞）
编后：2000 年，国务院正式批复中国记协《关于确定“记者节”具体日期的请示》。 其实，新中国成立前就有记者节，20 世纪 30 年代初，国民党为加强其统治地位，对坚持正义的新闻工作者任意加以迫害、逮捕乃至杀戮。 上海《申报》登载了一则知名记者被国民党高官杀害的消息使得舆论哗然，新闻界提出“开放言路、保障人权”的强烈要求。 为了缓和舆论指责，南京国民政府在 1933 年 9 月 1 日被迫发出《切实保护新闻从业人员》的通令。 1937 年 11 月 8 日，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中国记协的前身）在上海宣告成立。 新闻采访权不是行政权力，也不是司法权力，它是公众知情权，社会参与权、社会监督权的代表和延伸。
（校报记者团 孙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