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梁祖铎教授，1944 年毕业于中央大学畜牧兽医系并留校任教，生前长期从事牧草生产饲料学的研究，是著名的牧草学家，南农首批获国务院津贴的专家。 他主编的《饲料生产学》（南方版） 一直是南方各农业院校的优选教材，在畜牧界有“南梁北贾”之称。
父亲忠诚教育事业，工作起来废寝忘食。 自我记事起，父亲的身影就总是伏在写字台前，书稿堆积如山。 为了深入研究和考察牧草，他频繁出差，离家数日，鲜少回家。 听母亲提起，我家兄弟姐妹五人，无一人是在父亲的陪伴下出生的。 他总是奔波于草原与滩涂之间，忙碌于科研与探索的旅途。
我二妹出生一月时，因保姆失职，患上了痢疾，高烧 40度持续不退，医院几次下达病危通知，而父亲远在内蒙古草原进行考察，那时通讯也不发达，一封信要寄半个月。 母亲既要照顾年幼的我和大妹，还要上班，又要牵挂住在医院的三妹，她夜不能寐，焦虑万分。 虽然二妹最终挺过了这场劫难，但高烧导致她智力受损，没有继续学业，早早就工作了。对此，父母一直深感内疚，觉得对三妹的亏欠无法弥补。
在 1970 年文革期间，父亲听闻我在内蒙古插队的同学提到，当地政府要改变南粮北调的现象，开始挖草种水稻。这一消息让我的父亲十分担忧， 他着急地说， 一旦牧草受损，根部死亡，几十年都无法复活。 乌兰夫曾明确规定，为了保护草原，即使绕行几十里路也不能踩踏草场。 草原种植水稻，无疑是违背了科学和自然规律的。 尽管当时父亲正身处造反派的审查之中，但他依然不顾自身安危，写信给相关部门反映情况， 充分展现了他敬业的精神以及对自然的深深敬畏。1976 年，唐山大地震后，南京草木皆兵，居民们纷纷在夜晚走出家门，在空地上搭建棚子居住。 棚子里没有桌子和凳子，父亲只能坐在低矮的棚子里，用手电筒照明，在腿上书写教案。 我半夜醒来，仍能看到他不知疲倦地写着。
父亲为了研究牧草资源， 不辞辛劳地步行穿越了从启东到赣榆长达 500 多公里的海岸线。 由于组里经费紧张，他带着他的团队徒步前行，穿坏了好几双鞋子。 记得家里曾有一个绿色的帆布大邮袋， 那是父亲去内蒙古草原调研时的必备物品。 在没有帐篷的艰苦环境下， 他晚上将邮袋当睡袋，把头包起来，就这样，身上还是布满了被蚊虫叮咬的小包。 但他始终任劳任怨，亲自参与每一次实验。 父亲不仅在工作上勤奋敬业， 他的个人生活也充满了情趣。 他谦恭儒雅，精通下棋和古筝，对锡剧、昆剧和越剧都怀有浓厚的兴趣。 养鸟、拍照都是他的爱好，这些都体现了他对生活的热爱。 尽管他在学术上造诣深厚，获得了多个奖项，但他从不自夸，常在家里夸赞同事，对他的导师王栋先生非常推崇，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为导师写传记， 为学术界留下了宝贵的资料。
父亲有一颗仁爱之心， 有一年暑假， 他从重庆开会回来，深夜 11 点还带着七个陌生人回家。 这些人是他船上的同船旅客，一对老夫妇，一对年轻夫妇，还有三个互不认识的男女青年。 因为找不到旅馆，他便把他们都带回了家。 尽管家里空间有限，但父亲还是尽量安排他们的住宿，自己则和家人一起睡在地板上，还让客人吃了早餐后才送走，不收分文。 父亲在生活中非常节俭，从不介意穿有补丁的衣服，常拒绝母亲为他增添新衣，也经常吃孩子们的剩饭剩菜。 但说起家中留陌生人过夜这件事，父亲轻描淡写地说，人家有困难，帮帮理所应当。 父亲就是这样仁慈，生活十分简朴，但对同事、朋友、学生的困难总是竭尽所能，给予帮助。
转眼间，父亲已经离开我们 25 年了。 随着时间流逝，很多事情都已经淡忘， 但父亲身上所展现出的诚朴勤仁的精神品质却深深地影响着我们。 在他的言传身教下，子女们都继承了他踏实认真的工作态度， 在不同的岗位上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我自己也在南农附中当了四十年的语文教师，连续多次被评为优秀教师。 父亲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就是诚朴勤仁的南农精神，也是我们永远怀念他的原因。
（退休教师 梁宁怡）